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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民国“十大国学大师”呢？

【章太炎】：1929年，上海《时报》做了一个《文坛点将录》，模仿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形式，给当时的文化界大腕们做个一个大排名，其中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

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最先确定的导师名单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但章太炎坚决不肯去，因为他看不起后两个人，曾说：“若梁启超辈，有一字能入史耶？”至于王国维，更是轻蔑地称其为“腐儒”。

章太炎因早年热心维新运动的反清革命，成为一个学者兼革命家，他1906年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民报》，鲁迅常去报馆听他讲学。鲁迅不仅折服他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更钦敬他的革命精神。

后来，“五四”运动后，章先生慢慢落伍了，白话文运动多年后，他开始维护文言攻击白话，鲁迅素所敬重的老师“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怎么办？是尊师还是重道？鲁迅选择了后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章，对章先生进行了尖锐批评。

然而，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梁启超】：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中华民族”这个词就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纵观其一生，做到了古代读书人“进则谋划天下，退则著书立说”的终极境界。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王国维】：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梁启超盛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

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陈寅恪】：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大师的大师”，梁启超曾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先生的三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

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

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

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

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陈垣】：胡适曾评价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走过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

【黄侃】：章太炎的首席高徒，成就不在师傅之下，有学者评价道：“中国历史，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总结它的时代思潮的是孟子和荀子；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总结它的时代思潮的只有章太炎和黄季刚（黄侃字季刚）。”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黄侃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帐王八！”胡适赧然。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帐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 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个性轻狂，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

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以自警。虽是名声赫赫之学者，且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发愿50岁后才著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

【刘师培】：黄侃一生高傲，谁都不放在眼里，但唯独对刘师培尊敬有加。刘师培病重时，黄侃不顾辈分，心甘情愿地拜在刘师培门下，说，如果刘师培的学问断绝，世界就没希望了。

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具有开创意义

【辜鸿铭】：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泰戈尔，另一个就是辜鸿铭。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时，专程去向辜鸿铭请教，但他说，泰戈尔不懂易经，不要再声称代表东方文化了，回去乖乖地写你的诗吧！

【冯友兰】：中国20世纪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大师之一，“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钱穆】：与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并称“史学四大家”。黄仁宇评价说：“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钱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学铸造辉煌的典范，他从20世纪初期的江南乡村走出来，靠自学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 。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又成功地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他的弟子遍及海内外，邓广铭、何兹全、严耕望、余英时等钱门学子也已誉满学界 。

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