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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把人捧上云端，也能让人坠落悬崖。

一、 文化学者成为明星学者

余秋雨是中国颇有名气的文化学者，他的散文往往是通过优美的文字来讲述中国大地上的文化知识。最为人所知的散文集就是《文化苦旅》《千年一叹》。这一类文化散文刚出现在市面上的时候，读者对这样的文字风格非常着迷，有的中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都有意模仿余秋雨的文风。

余秋雨经常从一个地方、一个景点出发，移步换景，作者的思考和想象也在不断发散，可以说是穿越时间和空间，整篇散文读起来荡气回肠。

对于一个名人来说，如何在众多赞誉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是很重要的。人们喜爱余秋雨的散文，也渐渐地将它推到了悬崖边上，过誉的言论在摇旗呐喊，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一开始，一些人把余秋雨捧为“国学大师”，仿佛余秋雨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代言人。余秋雨本人也摇身一变，一下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他不仅忙于出版，还忙于登上电视节目、晚会，在聚光灯下迷失了自己。

越来越多的人读余秋雨的书，越来越多人发现了书中的问题。一些读者指出书中的错别字，其中甚至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还有一些读者指出，余秋雨的散文有许多矫饰的地方，一个小小的细节用了太多华丽的词藻来渲染，的确是有形式大于内容的嫌疑。

余秋雨进入校园后，许多中学生开始模仿余秋雨的文风。许多中学生对余秋雨的模仿只停留在词藻的层面上。这样的写作方式一旦运用不好，就会形成无病呻吟的文风，文章的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抒发的情感也往往过于做作。

我们不得不承认，余秋雨的文章对当代人的生活影响很大，可以算得上是学者明星了。易中天、于丹都跟他有着类似的境遇，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红极一时，却又因为过誉而遭到了更为强烈的质疑。

二、 知识分子的质疑

在主流的文学文化圈子里，对余秋雨一直有着尖锐的批评。其中就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陈丹青，一个是王朔。

陈丹青曾经说过，他觉得余秋雨“无耻”。2008年，余秋雨曾经做过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当时，汶川大地震的灾民向政府请愿，希望调查一下地震倒塌房屋的质量问题，追查一下负责的承包商和相关学校领导。地震灾民的愿望本来是合理的，毕竟学校房屋倒塌夺去了孩子的生命，他们希望讨回一个公道。

余秋雨对这个灾民的请愿是另一种态度，他认为灾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向政府请愿，他还在博客上专门写了《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他说灾民不应该被反华势力利用。当时，反对文章观点的网友有很多。陈丹青就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陈丹青会有这样的看法呢？还是因为陈丹青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观点与余秋雨不同。陈丹青一向特别赞赏鲁迅，在他眼里，余秋雨这样的做法是在粉饰太平，他认为，一个文人还是要尖锐地批判社会的弊病。

作家王朔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批判余秋雨。王朔是90年代广为人知的作家，他被人称为“文化流氓”。他的小说里充满了调侃讽刺，还有浓浓的市井气。比如《顽主》、《动物凶猛》这些代表作就展现了王朔的市井气质。

王朔小说里的人物最大特点就是贫嘴，在他改编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每个人对社会现象都有着幽默的见解。人们喜爱他文章中的大白话，喜欢这些通俗易懂的观点。而王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个人，哪里有让人不快的事情，他就要大胆直白地说上两句。

王朔认为，余秋雨顶多就是一个写游记的，既不能称得上是作家，也不能算进文学界。余秋雨的散文里大部分的内容就是在贩卖情怀，既不关心现实，也没有小说这样的艺术高度。

三、 从捧杀走向骂杀

陈丹青和王朔两人都是文学界不好惹的角色。陈丹青年轻的时候在美国留学，向往西式公共知识分子批评社会弊病的特点，对看不惯的事情就要批评一番。他不仅看不惯社会，有时候也看不惯那些说好话的人。

陈丹青并非对余秋雨本人有意见，他只是把他对社会的怨气发泄出来。在陈丹青的采访中，他经常动不动就说“独立思考”，但又往往让人摸不着头脑。难道独立思考就一定等于质疑一切吗？

王朔则一贯是“怼天怼地”的，他不仅批评过余秋雨，还批评于丹像一个“辅导员”，一张口就是种种大道理。有时候读者会觉得他太贫，但是在文学批评上，王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余秋雨在创作上的弊病，这个是陈丹青没有看到的地方。

作为一个学术明星，余秋雨不可避免地走向过誉的极端，又不可避免地滑向另一个极端。余秋雨除了写了文化散文，在戏剧研究上其实是颇有成就的。余秋雨写过《戏剧理论史稿》，这个在戏剧研究领域是得到了专家认证的。我们可以认为余秋雨在写作上比较业余，但是不能全盘否定余秋雨的成就。

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我们广读书、多读书，如果要了解中国文化，或许可以从《文化苦旅》入手，但不可以止步于此。对于学习写作的中学生来说，余秋雨的散文是模仿和学习的尝试，但是也要避免把这种文风捧上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