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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清华大学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古代文献，培养以著书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最后一位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少年求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珍的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因为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所以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文强记，受旧学熏陶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

陈寅恪很快便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登上了去欧洲的轮船。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关于他在德国的资料很少，为什么资料很少？因为他都没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专业白嫖十三年。当然考博士对于陈寅恪这种天才来说并不难，但他觉得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不求文凭的陈寅恪，最终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在浩瀚的西方学术中，却发现了中国文学的闪耀之处。最后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在1926年走进了清华园成为四大导师之一后，慕名而来上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并且同校的教授也来听他讲课，所以他也被成为“教授中的教授”。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山河破碎

好景不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北平即将不保，这时的他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落，需要手术，但是手术完需要相当长的休养时间。为了不做亡国你，放弃了手术，带着全家踏上了流亡之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英却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后面留在长沙竟悉数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长沙大火）,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但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的常用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竟也大部分被盗走了，以往的累积付之一炬。

即使如此，在抗战中，陈寅恪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12月12日，陈寅雀唐代三稿的最后一稿终于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随后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二战结束后，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建国晚年

​ 抗战胜利了，他却永远地生活在黑暗中。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居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因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没有去台湾。建国后赴中山大学任教，当时的西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了一条小道，以方便陈茵雀在工作之余散步，这也是中山大学里面有名的“陈寅恪小道”。但是建国后的史观主旋律，从丰富深邃的中国历史，在那时已然变成了农民起义史、阶级斗争史。陈寅恪却坚持以自己的学术安身立命，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 亲友学生的疏离，加上晚年又患腿疾之苦，晚景愈发艰苦凄凉。陈寅恪仍是凭借强大的毅力，在最后的十年余生中口述出国学巨著《柳如是别传》。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陈寅却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